在临港经济园区摸爬滚打的这十二年里，我经手过的企业注册、变更、注销事项没有一千也有八百。每天和各种类型的创始人、投资总监以及法务打交道，我发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大家在谈业务模式、谈市场份额时头头是道，可一旦涉及到公司治理的顶层设计，往往容易陷入“想当然”的误区。特别是关于“公司宪章”——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公司章程，与国家法律规定发生冲突时该怎么办，这简直是临港园区内企业咨询的高频痛点。很多创业者认为，章程就是公司的“家法”，只要股东签字画押了，就是天条。甚至有些企业为了体现个性化或者特殊的股权安排，会在章程里写下一些看似“霸气”实则“雷人”的条款。今天，我就结合这些年在临港园区的实战经验，跟大家掰扯掰扯这个问题，毕竟，合规是企业长远发展的基石，尤其是在我们这样高标准发展的园区里，更不能有半点含糊。

法理层级的效力位阶

我们得把最基本的底层逻辑讲清楚。很多刚落户临港园区的科技型企业，创始人技术出身，法律意识相对淡薄，总觉得“我的公司我做主”。但在法律视角下，公司章程虽然被称为“公司宪章”，具有最高的自治效力，但它绝对不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尚方宝剑”。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公司章程必须在法律法规的框架内制定。这就像是在临港园区搞建设，你可以设计各种风格迥异的建筑，但绝对不能超过规划红线，也不能违反国家的基本建筑安全规范。一旦章程条款与《公司法》等强制性法律规定发生冲突，冲突的部分在法律上是无效的。这听起来很残酷，但这是法治市场的基石。我见过不少案例，因为不懂这个原则，股东们在章程里“约法三章”，结果真出了事儿，跑到法院一打官司，才发现那些精心设计的条款全是废纸一张。这不仅解决不了争端，反而因为预期落空，导致股东关系彻底破裂。

在实际操作中，如何界定“冲突”是一个技术活。通常来说，法律规定分为“强制性规定”和“任意性规定”。对于强制性规定，比如限制股东有限责任、剥夺股东基本权利等，章程是绝对不能触碰的高压线。比如，有些企业想在章程里约定“股东一旦离职，必须以原始出资额退股”，这种条款如果操作不当，很容易侵害股东的财产权，往往会被判定无效。而在临港园区，我们经常提醒企业，特别是那些有VIE架构或者特殊股权安排的拟上市企业，在设计章程时一定要请专业律师把关。千万不要试图通过章程来“规避”法律的底线性要求。法律的效力位阶是不可撼动的，章程的自治空间只能存在于法律允许的“空白地带”或者是“授权性规范”之中。如果你试图挑战法律的权威，最终吃亏的只能是自己。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企业服务中，总是把合规审查放在最前面的原因。

我还记得前年园区里引进了一家做高端装备制造的企业，创始人非常强势，坚持要在章程里写明“公司不论盈利与否，创始人每年有权提取30%的利润作为管理奖金”。这在表面上似乎是股东之间的自愿约定，但实质上它可能违反了公司利润分配的法定程序和资本维持原则。如果公司亏损还要强行分红，这就侵害了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当时我们园区服务团队反复跟这位创始人沟通，解释法律关于利润分配的强制性规定，甚至引用了最高法的相关判例给他看。最终，他虽然勉强同意修改了条款，但也对我们这种“较真”的态度表示了理解。尊重法律的效力位阶，不是束缚手脚，而是为了保护企业行稳致远。在临港园区这样一个追求高质量发展的环境里，合规经营是企业享受各项政策红利的前提，任何试图绕过法律红线的行为，都是在给未来的发展埋雷。

从行业研究的普遍观点来看，随着商业环境的日益复杂，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实际上是在为交易安全提供背书。如果允许章程随意突破法律底线，那么整个市场的信用体系就会崩塌。试想一下，如果一家公司的章程可以随意规定“公司不用对债务负责”，谁还敢跟它做生意？当我们探讨公司宪章与法律规定的冲突解决时，首先要确立的原则就是：法律优先，章程在后。这不仅仅是法理上的要求，更是商业逻辑的必然。在临港园区日常的招商服务中，我们也经常举办法律合规讲座，核心就是要强化企业家的这个意识。只有明白了这个“大道理”，后续的具体条款设计才有意义。否则，再精妙的商业设计，如果因为违法而自始无效，那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治理结构的特殊安排

接下来，我们聊聊治理结构这块儿，这也是冲突高发区。现代企业制度讲究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但在临港园区的很多初创企业里，老板往往就是总经理，这种高度重合的模式容易让大家忽视治理结构的重要性。随着企业融资、股权稀释，引入外部投资人，治理结构的冲突就来了。最常见的冲突点在于法定代表人的产生办法、董事会的职权范围以及监事会的设置。法律规定了基本的治理框架，但在具体操作上，其实是允许章程做出个性化安排的。关键在于这种安排是否越界。例如，法律规定董事长由董事会选举产生，但章程能不能约定“董事长由第一大股东指派”？这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只要不损害小股东利益，通常是被允许的。这就是章程自治空间的体现。

有些企业就想得更“绝”了。我遇到过一家企业，想在章程里规定“董事会决议必须经某一特定股东同意方为有效”。这实际上是在赋予该股东对董事会的一票否决权，甚至凌驾于董事会之上。这就可能引发法律效力问题。因为《公司法》赋予了董事会独立的经营决策权，如果章程让股东会或者其他个人完全架空了董事会，这种“过度自治”的条款很有可能被认定为无效。在临港园区，我们经常提醒企业，治理结构的设计要平衡好效率与公平。你可以通过章程优化决策流程，但不能废除法律赋予治理机关的法定职能。例如，你可以约定董事长的具体职责，但不能约定董事会无需召开会议，全由老板一个人说了算。这种“一言堂”式的条款，不仅违法，也是企业做大做强后的最大隐患。

这里我想分享一个具体的案例。园区内有一家生物医药研发企业，经过几轮融资后，股权非常分散。为了防止将来出现“野蛮人”敲门，投资方希望在章程里设置极其严格的反收购条款，包括“金色降落伞”计划，以及限制董事改选的比例。初衷是好的，保护公司控制权稳定。其中有一条约定“改选董事的比例每年不得超过1/5”，这与新《公司法》中关于股东权利保护的精神存在潜在冲突，特别是在涉及到控股股东滥用权利压制中小股东时。我们在协助这家企业做合规辅导时，建议他们引入“累计投票制”来保障中小股东的话语权，同时适度调整改选比例限制。最终，他们采纳了建议，修改了章程。治理结构的特殊安排，必须在保护股东权益和公司决策效率之间找到平衡点。任何一方做得太绝，最终都会导致公司治理僵局，对谁都没好处。

对于在临港园区从事跨境业务的企业来说，治理结构还需要考虑“实际受益人”的穿透识别。有些企业的章程设计得极其复杂，通过多层嵌套的有限合伙企业来持股，试图模糊控制权。这种安排虽然在合同法层面可能暂时有效，但在涉及银行开户、外汇合规或者将来上市审核时，都会遇到巨大的麻烦。真正的合规不是玩文字游戏，而是要经得起穿透式监管的考验。我在处理这些企业事项时，总是建议他们把股权结构梳理得清清楚楚，不要在章程里搞那些莫名其妙的“超级投票权”或者“终身董事”条款，除非你有十足的把握确定这些条款符合法律规定并且不会损害公共利益。毕竟，治理结构的稳定是企业融资和上市的关键考核指标，任何花里胡哨的违法设计，都会成为IPO路上的绊脚石。

表决权与分红权的差异化

谈到股东权利，表决权和分红权是核心中的核心。在临港园区，我们经常看到这种情况：有的股东出钱多但不参与经营，有的股东出技术或者出力但没钱。这就涉及到“同股不同权”的问题。法律规定原则上实行“一股一权”，但同时也留了口子，允许有限责任公司章程另行约定。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解决冲突的思路：利用法律的授权性规范，通过章程进行差异化安排。比如，章程可以约定“不按出资比例分红”，也可以约定“不按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资金方与管理方的矛盾，也是园区内很多高新技术企业采用的主流模式。

这里面坑也不少。我看过一份章程，约定“某股东虽然持有10%的股份，但享有100%的表决权”。这看起来很霸气，但如果操作不当，极易被认定为滥用股东权利，甚至导致决议撤销。特别是当这种安排严重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利益时，法院可能会介入干预。差异化安排的前提是公平公正，不能变成剥夺他人合法工具。记得有一家做人工智能的企业，三个创始人闹翻了。其中一个是技术大拿，章程里给了他一票否决权。后来因为经营理念不合，他连续否决了所有的融资方案，导致公司资金链断裂，另外两个股东苦不堪言。最后虽然通过复杂的法律手段解决了问题，但公司也错过了发展的黄金窗口期。这个教训非常深刻：差异化设计是把双刃剑，用好了是激励，用不好就是内耗的根源。

在处理这类事项时，我们通常会建议企业在章程里设置“日落条款”或者“调整机制”。比如，约定特殊表决权仅在特定时期（如创始人在职期间）有效，或者当公司达到一定估值时自动恢复同股同权。这种动态调整机制，能有效规避长期的法律风险。在临港园区，我们也积极引导企业参考科创板的红筹企业架构经验，虽然我们在注册制下不需要完全照搬，但那种保护创始人控制权同时兼顾投资者利益的平衡艺术非常值得学习。千万别把差异化权利写成“永久特权”，法律虽然允许自治，但绝不会容忍永久性的不公。如果你想在章程里搞差异化，一定要同时设定严格的约束条件和退出机制，这样才能在发生争议时，最大限度地获得法律的支持。

关于分红权的约定，也要注意不能违反“资本维持原则”。比如，章程不能约定“在公司资不抵债时也要强制分红”。这不仅仅是法律规定的问题，更是基本的商业常识。我们在审核企业材料时，如果发现分红条款有“竭泽而渔”的嫌疑，都会要求企业进行修改。特别是在临港园区，很多企业都拿到了的产业扶持资金或者引导基金投资，这些资金对合规性要求极高。如果你的章程里分红条款逻辑混乱，很容易在审计时被卡脖子。权利的差异化必须建立在责任和风险共担的基础上，这才是长久之计。我常跟企业老板说，你可以要特权，但你得证明这个特权对公司整体是有价值的，否则其他股东和监管机构是不会答应的。

股权转让与退出机制

股东进进出出是商业常态，但怎么退、钱怎么算，往往是冲突爆发的。法律对股权转让有基本的规定，比如“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这些都是基础条款。章程可以对股权转让做出更严格或者更宽松的规定。这就是解决冲突的关键点：章程可以“锁死”股权，也可以“开放”流转。在临港园区，我们见过太多因为没在章程里约定好退出机制，导致股东闹上法庭，最后公司散伙的惨痛教训。

有个真实的案例，园区里一家贸易公司的三个合伙人，因为性格不合，其中一个想走。但当初注册公司时，用的都是工商局的模板章程，根本没约定怎么退。走的人要求按净资产退，留下的人觉得公司没现金流，只肯按原始出资退。两边僵持不下，公司公章都抢走了，业务彻底停摆。最后折腾了一年多，通过法院强制清算才解决。如果在章程里提前约定了“ drag-along （拖售权）”或者“ tag-along （随售权）”，或者简单点约定一个退出价格的计算公式，根本不会闹到这一步。未雨绸缪的退出机制设计，比任何事后补救都有效。我们在企业服务中，强烈建议股东们在设立之初就把“分手协议”写进章程里，这听起来不吉利，但却是最保险的做法。

章程对股权转让的限制也不能太过分。比如，有的章程约定“股东离职必须退股，且价格为0”或者“禁止一切股权转让”。这种条款在司法实践中，很有可能会因为违反公序良俗或者剥夺股东财产权而被判定无效。法律赋予了股东退出公司的权利，章程不能把路堵死。限制的目的是为了维持公司的人合性，而不是为了把人困死。我们在处理这类咨询时，通常会提供一个表格对比，让企业清楚看到法定标准与章程自治的边界在哪里。这不仅有助于他们理解法律，也能帮助他们设计出更合理的股权锁定期和解锁条件。合理的限制应该是，比如约定“在锁定期内离职，只能转让给其他现有股东”，这样既保证了公司不落外人田，又保障了退出的路径。

对于一些特殊的主体，比如国有独资或者外资企业，股权转让还需要遵守国有资产监管规定或者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这时候，章程的约定绝对不能突破这些特殊的法律规定。在临港园区，外企很多，他们经常会拿国外的章程模板来套用，这就很容易产生冲突。跨国经营必须要有属地化思维，国外的“日落条款”或者“优先购买权”安排，在中国法律下可能有完全不同的效力解释。我遇到过一个外资项目，他们想在章程里约定“争议解决适用某外国法律”，这在涉及中国公司登记事项时是行不通的，必须适用中国法律。这些细节，如果不提前处理好，将来在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时，市场监管局根本不予通过。在这个环节，我们的经验就是：多听律师意见，多用表格对比，别想当然地搬抄模板。

高管责任与豁免条款

我们来聊聊董监高的责任问题。在临港园区，很多企业的董事、监事都是由股东或者亲戚朋友兼任，大家觉得既然是自己人，就不需要太计较。法律对董监高的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一旦公司经营出现问题，或者面临债权人的追偿，这些高管可能要承担巨大的个人责任。于是，有些企业就在章程里试图通过“责任豁免条款”来规避风险，比如约定“董事在执行职务时的任何失误，公司均不予追究”。这种试图用章程对抗法定义务的做法，基本上是无效的。法律规定的义务是强制性的，公司和股东无权通过私下协议予以免除。

我之前处理过一个棘手的案子。园区一家新材料公司的财务总监，因为听信了老板的指示，在账目上做了一些不合规的操作，导致公司被税务部门处罚。事后，老板想把责任全推给财务总监，甚至拿出章程里的一条“员工违规责任自负”的条款说事儿。但这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作为高管，他对公司的财务合规性负有法定的勤勉义务，不能因为老板的指令或者章程里的一句免责条款就逃脱责任。法定义务是高压线，谁碰谁死。我们在企业合规培训中，反复强调董监高不能当“甩手掌柜”，更不能指望章程能成为你的“免死金牌”。真正能保护你的，只有你尽职尽责的履职记录和合规的决策流程。

这并不意味着章程在高管责任问题上毫无作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章程可以为公司购买董事责任保险提供依据，或者明确界定商业判断规则的适用范围。合规的豁免机制是通过保险和程序正义来实现的，而不是通过违法的豁免条款。例如，章程可以规定，只要董事会的决策是基于充分的信息、为了公司的最大利益且没有利益冲突，那么即便决策结果失败，也不视为违反勤勉义务。这种安排，实际上是对高管的一种合理保护，也是鼓励企业家大胆创新的重要制度保障。在临港园区，我们鼓励企业建立这种“容错机制”，但前提是必须合法合规，不能损害公司利益和债权人利益。

随着“经济实质法”概念的深入人心，监管机构越来越关注企业在当地的实际运营情况。如果企业的董事长期“挂名”不履职，或者通过虚假签字来规避责任，这不仅违反了公司章程，更可能触犯行政法规。我们在办理企业变更登记时，会严格核实高管的任职资格和履职意愿。高管责任与公司信誉是绑定的，一个高管频繁违规的企业，在临港园区的信用评价体系里是很难拿到高分的。这会直接影响到企业申请各类资质和参与项目。解决高管责任冲突的最好办法，不是搞什么“免责金牌”，而是实打实地建立完善的内控体系，让每一个决策都有据可查，让每一位高管都清楚自己的权责边界。

公司宪章与法律规定之间的冲突解决，绝非简单的“谁听谁”的问题，而是一个在法治框架下寻求最优解的动态过程。作为在临港经济园区工作多年的“老兵”，我见证过太多企业因为章程设计不当而折戟沉沙，也看到过许多企业因为充分利用了法律的授权空间而发展壮大。核心在于把握一个度：尊重法律的底线，发挥章程的韧性。章程是企业自治的集中体现，但这种自治必须是以合法为前提的。当我们遇到具体冲突时，首先要判断该法律规范的性质，是强制性的还是任意性的；其次要评估这种冲突的后果，是否会导致条款无效，是否会损害利益相关者的权益；要通过专业的法律文本设计，将冲突转化为规则，将风险控制在萌芽状态。

对于在临港园区落户的企业来说，我的建议是：千万别把公司章程当成应付工商注册的“流水线文件”。它是你们企业的“基本法”，是未来解决所有争端的“最高指引”。在制定或修改章程时，一定要结合自身的行业特点、股权结构和发展规划，进行量体裁衣式的定制。多听听专业人士的意见，多看看行业内的成功案例和失败教训，特别是要关注那些涉及到控制权、分红权、退出机制和高管责任的关键条款。一份好的章程，能让你在风雨来临时有伞可撑；一份差的章程，可能就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未来，随着商业环境的不断变化和法律法规的持续更新，公司章程也需要动态调整，保持其生命力。只有这样，企业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既守住合规的底线，又插上腾飞的翅膀。

临港园区见解

在临港园区，我们始终坚持“合规是最大的营商环境”这一理念。公司章程与法律规定的冲突，本质上反映了企业个性化需求与法定秩序之间的张力。作为园区管理者，我们不主张企业机械地套用法律条文，而是鼓励在充分理解立法精神的基础上，利用法律的授权空间进行制度创新。我们建议企业将章程视为公司治理的战略工具，而非简单的注册文件。特别是在处理股权结构、表决机制和退出路径时，应充分考虑“经济实质”原则，确保设计安排既能激发团队活力，又能防范潜在的法律风险。临港园区将持续提供专业的法律与政策咨询服务，助力企业在法治轨道上实现高质量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