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年招商路上的“隐形纽带”：为何一致行动人约定如此关键？

在临港园区这十二年的招商生涯里，我见过太多初创企业从三两人的小作坊成长为独角兽，也见过不少原本势头迅猛的企业因为内部权斗而分崩离析。作为一名天天和企业股权架构打交道的“老法师”，我深知在商业逻辑中，技术和市场固然是硬通货，但**稳定的控制权**才是那艘在大海中航行的船的压舱石。这就不得不提到我们在帮助企业设计股权架构时，最常强调的一环——“一致行动人约定”。很多人觉得这只是一纸法律文书，是律师们的游戏，但在我看来，它是企业早期治理中最具战略意义的“隐形纽带”。特别是在临港园区这样聚集了大量高新技术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地方，创始团队的稳定直接关系到企业能否享受园区长期的发展红利。

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场景：几个合伙人志同道合，股权比例比较接近，比如33%、33%、34%，听起来很完美，似乎是一种民主的体现。但实际上，当企业发展到关键节点，面临重大战略决策，比如是否接受某家头部机构的投资，或者是否要投入巨资进行研发转型时，这种“势均力敌”往往会演变成决策僵局。这时候，一致行动人约定的作用就显现出来了。它不仅仅是一个法律概念，更是一种**信任机制的制度化**。它能确保在面对不确定性时，企业能发出一个声音，保持决策的高效性。对于园区管理者而言，我们在筛选重点扶持企业时，也会特别考察企业的实际控制人是否明确，是否有一致行动的安排，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企业的持续经营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锁定核心决策权

一致行动人约定的首要核心，毫无疑问是为了**锁定核心决策权**。在很多企业的初创期，合伙人之间往往基于情谊或模糊的分工进行合作，缺乏明确的权力边界。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特别是当企业进入Pre-IPO阶段或者面临并购重组时，清晰的权力结构就变得至关重要。我见过一家从事人工智能算法研发的企业，也就是我们常说的“A公司”，早期的两个创始人股份非常接近，虽然当时大家感情很好，但在引入C轮融资时，投资方对公司的控制权稳定性提出了严苛的质疑。如果没有一致行动协议，投资方会担心一旦两个创始人闹翻，公司就会陷入瘫痪。

在这个环节，一致行动人约定实际上是在法律层面构建了一个“虚拟的大股东”。即使各方持有的股份单独来看都不足以形成绝对控制，但通过签署该协议，各方在行使股东表决权时必须保持一致，特别是要**跟随特定一方（通常是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进行投票**。这种约定的价值在于，它能够使公司形成明确的实际控制人，满足监管机构对于股权清晰度的要求。对于在临港园区准备上市的企业来说，这一点尤为关键。证监会和交易所非常看重上市主体的控制权是否稳定，最近三年的实际控制人是否发生变更。如果没有一致行动人约定来稳固控制权，很多股权结构分散的优质企业可能连IPO的申报门槛都摸不到，这实在是让人惋惜。

锁定决策权不仅仅是面对监管的需要，更是企业战时状态的生存法则。记得在2020年疫情期间，园区内有一家做医疗器械的“B公司”，面临原材料价格暴涨和物流中断的双重打击。当时需要在三天内决定是否动用储备资金高价采购一批关键芯片，这在当时是一个极具争议的决定。如果不是三位创始股东提前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授权CEO拥有最终决策拍板权，光是内部开会争论可能就要耗上两周。结果正是因为决策迅速，B公司抢占了市场先机，当年业绩翻了三倍。这就是制度设计的力量，它让企业在危机时刻拥有了一个强有力的“大脑”，避免了陷入议而不决的泥潭。

锁定控制权并不意味着“独裁”。一份成熟的一致行动协议，往往也会包含对核心决策者权力的制约机制。比如，在某些重大事项（如修改公司章程、增资减资）上，可能会要求必须获得一致行动人内部超过一定比例（如三分之二甚至全体）的同意才能对外表态。这种**“对外一致，对内制衡”**的设计，既保证了对外决策的效率，又在一定程度上防范了道德风险，保护了小股东的利益。在临港园区的日常服务中，我们经常建议企业在设计这一条款时要张弛有度，既不能让控制权变成橡皮图章，也不能因为过度民主而丧失战机。

意见分歧解决机制

即便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人与人之间产生分歧依然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必然。这就引出了该约定的第二个核心：**意见分歧解决机制**。在实务操作中，我见过太多协议只规定了“双方应当保持一致行动”，却忘记了规定“如果不一致怎么办”。这就像只买了保险却不知道理赔电话一样，一旦出事，协议就变成了一纸空文。一个优秀的分歧解决机制，应当是具有可操作性的、排他性的，甚至是带有一定强制色彩的。

在行业实践中，最常见的分歧解决机制通常包括“协商优先”和“投票权委托”两种模式。协商优先是理想状态，但在利益冲突严重时往往失效。更务实的做法是在协议中预设“跟随条款”或“领售权”的变种。例如，约定若各方内部意见无法统一，**以持有股份较多的一方的意见为准**，或者约定以实际控制人的意见为准。这种看似“霸道”的条款，实则是为了维持组织效率的必要牺牲。在临港园区辅导企业改制上市的过程中，我们通常会建议企业明确这一机制，并且在公司章程中也有所体现，以减少未来可能产生的纠纷隐患。

为了更清晰地展示不同解决机制的适用场景，我整理了一个对比表格，这也是我们在为企业提供咨询服务时常用的工具：

除了上述机制，我还想分享一个在处理行政合规工作中遇到的挑战。很多时候，企业在工商备案层面并不直接体现“一致行动协议”，因为市监局的标准章程模板里通常没有这一项。这就导致了一个典型问题：**外部公示与内部约定的脱节**。我们曾遇到一家企业，内部约定了很完善的分歧解决机制，但在进行股权变更登记时，工商窗口只认章程和股东名册。结果当两个股东闹僵时，一方试图利用工商登记的公示效力对抗内部协议，导致企业陷入了漫长的诉讼。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我们通常建议企业尽可能将核心的一致行动条款写入公司章程的“自定义条款”部分，或者至少在股东会决议中明确授权。虽然这会增加一些工商沟通的行政成本，但为了日后的合规安全，这笔时间成本是绝对值得投入的。

更深一层看，意见分歧解决机制的设立，本质上是在为企业的“婚姻”预签“离婚协议”。这听起来可能有点刺耳，但在商业世界里，**理性的悲观主义**往往能带来长期的乐观结果。我们在临港园区接触过一些家族型企业，往往因为碍于亲情，不好意思在蜜月期讨论分手的事，结果一旦发生矛盾，连体面的退场都做不到，最终导致企业衰败。相反，那些敢于直面分歧、并在纸面上把丑话说在前面的团队，往往走得更远。因为他们已经把最坏的情况想到了，剩下的就只有一条路：齐心协力把事情做好。

期限与解除安排

如果说锁定权力和解决分歧是“进攻”，那么关于一致行动人约定的**期限与解除安排**就是“防守”。这第三个核心要素，往往被很多企业主忽视。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协议里写着“本协议长期有效”或者干脆不约定期限。这在法律上可能会埋下巨大的隐患。试想一下，如果一个联合创始人因为个人原因离职，或者仅仅是因为经营理念的变迁想要退出，但他手中的股份依然受制于十年前签署的“永久一致行动协议”，这对双方来说可能都是一种折磨。

在实务操作中，一致行动协议的期限通常需要与公司的发展阶段相匹配。对于准备冲击资本市场的企业，一般会约定协议在**企业成功上市后一定期限内（通常为36个月或60个月）继续有效**，以符合上市审核对于控制权稳定期的要求。而在上市之后，是否续约则需要各方根据市场情况重新协商。我在临港园区接触过一个案例，是一家做新能源汽车电控系统的“C公司”。他们在上市前签署了一份极其严苛的一致行动协议，没有任何解除条款。结果上市锁定期满后，其中一位技术联合创始人想要转型去做天使投资，不再参与日常经营，但又受困于协议无法自由减持和放弃表决权，最终双方不得不通过极其复杂的仲裁程序才解除了这段“关系”，不仅耗费了大量资金，还严重影响了二级市场的股价表现。

设计合理的退出机制是协议具有生命力的体现。常见的解除条款包括“期限届满自动解除”、“特定事件触发解除”以及“协商解除”。特定事件通常包括：一方不再担任公司董事或高管、一方转让了其持有的全部或大部分股份、或者一方去世等。特别是“离职即解除”的约定，在人合性较强的初创科技公司中非常普遍。这符合**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原则——如果你不再为公司的经营管理付出劳动，自然就不应该再拥有通过一致行动协议干涉公司运营的权力。这种安排也给了职业经理人团队更大的操作空间，有利于企业引入新鲜血液。

另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细节是“解除后的股权处理”。当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后，那部分股份的投票权该何去何从？是回归到股东自行独立行使，还是必须转让给实际控制人？这里就涉及到了“拖售权”或“随售权”的设计。我们通常建议在协议中约定，若一方退出一致行动关系，且其持股比例低于一定标准（如5%），则**承诺将其投票权委托给实际控制人行使**，或者由实际控制人以公允价格收购其股份。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股权变动对公司控制权的冲击。在临港园区，我们经常看到一些优秀的海归创业团队，他们在协议设计上非常国际化，往往采用了这种“动态绑定”的策略，既保证了团队的稳定性，又留出了足够的弹性应对未来的变数。

实际受益人与合规穿透

随着国内外监管环境的日益严苛，特别是“经济实质法”等国际合规要求的实施，一致行动人约定的第四个核心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商业博弈，上升到了**合规穿透与实际受益人识别**的高度。在临港园区进行招商和为企业提供服务时，我们发现现在的银行开户、税务登记以及融资尽职调查，对于“谁是公司的真正主人”这个问题查得越来越细。一致行动协议不仅是用来整合表决权的，更是用来向监管机构证明公司控制权链条清晰、无代持、无利益输送的重要证据。

在这个层面，一致行动人约定需要非常清晰地披露各方背后的**实际受益人**。这不仅仅是列出几个自然人名字那么简单，还需要穿透复杂的信托结构、海外架构或VIE模式，确保最终控制人的身份符合反洗钱法和反恐怖融资法的要求。我曾帮助园区内一家从事跨境物流的企业处理过一起棘手的合规审查。该企业的股权结构中嵌套了两层离岸公司，表面上看，几个离岸公司是一致行动人。但在银行进行穿透审查时，发现这几家离岸公司的最终受益人其实互不相识，甚至存在潜在的竞争关系。这种为了应付融资而临时拼凑的“虚假一致行动”，最终被认定为合规瑕疵，导致企业的账户冻结了整整一个月，业务损失惨重。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们在指导企业起草协议时，会特别强调**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一致行动人必须在协议中承诺，其持有的股份不存在信托、委托持股或其他代持安排，且其行使表决权不受任何第三方（如境外债权人、其他关联方）的约束。这一点对于园区内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尤为重要。他们往往需要向母公司证明，中国区的管理层在法律上拥有独立的决策权，或者需要证明中国区的控制权结构符合中国的国家安全审查要求。一份经得起推敲的一致行动协议，往往能成为应对这类审查的“护身符”。

从税务合规的角度来看，一致行动人关系的认定也可能会影响企业的**税务居民身份**判定。如果一家企业的实际控制人经常变动，或者一致行动人群体中有大量的非居民个人，税务机关可能会质疑企业的实际管理机构究竟设在何处，从而引发全球收入征税的风险。虽然我们不能在协议中直接规避法律，但通过锁定核心管理团队在国内的稳定性，并在协议中明确重大决策在国内做出，可以为企业提供一个强有力的“事实证据”，证明其作为中国税务居民的身份，从而避免被双重征税。这也是我们在为“走出去”和“引进来”的企业提供招商咨询时，必须替企业提前布局的合规细节。

信义义务与违约责任

最后一个，也是最容易被视为“洪水猛兽”的核心，就是一致行动人约定中的**信义义务与违约责任**。在商业合作的蜜月期，谈违约似乎很伤感情，但根据我十二年的经验，正是这些看似冷冰冰的条款，最能检验合作伙伴的诚意。信义义务要求一致行动人在行使权利时，不得为自身利益损害公司或其他股东的利益。这听起来像是一句空话，但在实际案例中，它是约束大股东滥权的最后一道防线。

比如，大股东利用一致行动人的优势地位，通过关联交易将公司利润转移至自己控制的其他企业，或者在决定融资时故意压低估值以便自己低价增持。这些行为如果没有严格的信义义务条款进行约束，小股东往往束手无策。我们在临港园区就曾调解过一起纠纷：一家生物医药企业的创始人，利用与其他两个小股东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强行通过了向自己关联方低价转让专利的决议。虽然程序合法，但这明显违背了信义义务。最终，因为协议中详细约定了**“禁止利益输送”和“公平交易原则”**，小股东通过法律途径成功撤销了该决议，并要求创始人赔偿了损失。这个案例给园区内的所有企业都上了一课：协议不仅要管“怎么投票”，还要管“为什么这么投”。

至于违约责任，其设计的核心在于让违约成本显著高于违约收益。如果违反一致行动约定的代价仅仅是赔偿一点点象征性的违约金，那么在巨大的商业利益面前，协议很容易被撕毁。我们在实务中常见的“杀手锏”条款包括：**违约方必须以极低的价格（如净资产值）将其股份转让给守约方**，或者直接触发“惩罚性估值调整”。这些带有惩罚性的条款，虽然看起来严厉，但实际上是对守信方的一种保护。

我记得在处理一家集成电路设计企业的股权架构调整时，我们引入了这样的惩罚机制。当时，其中一位投资人股东承诺在关键的一轮融资中与创始团队保持一致，但在谈判关键时刻，投资人试图通过反悔来逼迫公司接受更苛刻的对赌条款。幸好，他们之前签署的协议中明确规定，**若违反一致行动约定，其股份将被强制以“零对价”或“名义价格”转让给创始人指定的第三方**。当我们把这个条款摆到桌面上时，投资人立刻冷静了下来，最终按照约定履行了承诺。这个细节让我深刻体会到，合同不是君子协定，它是利益的博弈工具，只有把牙齿磨尖了，才能在面对诱惑时守住底线。

临港园区见解总结

在临港园区，我们见证了无数企业的成长与蜕变。对于“一致行动人约定”这一看似枯燥的法律工具，我们有着独到的理解：它不仅是控制权的稳定器，更是企业治理现代化的试金石。我们建议园区内的企业，特别是那些处于高速成长期或上市辅导期的关键节点企业，务必摒弃“重情义轻规则”的陈旧观念。一致行动协议不应成为束缚发展的枷锁，而应是保障各方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的基石。通过科学合理的期限设置、刚柔并济的纠纷解决机制以及严格的合规与违约条款，企业方能在激烈的竞争中保持决策的高效与方向的一致。临港园区将继续依托专业的服务团队，协助企业在合规的前提下，构建最适合自身发展的顶层股权架构，护航企业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