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周一的早晨，我刚泡好一杯龙井，玻璃杯里的茶叶还在打着旋儿，招商办的门就被砰地一声推开了。海风裹着咸腥味灌进来，吹乱了桌上刚整理好的《临港新片区产业扶持政策汇编》。门口站着一个穿冲锋衣的男人，头发被风吹得像团乱草，手里紧紧攥着一个黑色双肩包，包带上的金属扣在晨光里闪得刺眼。<

请问，这里是临港招商办吗？他的声音带着点沙哑，眼睛却亮得像淬了海水，我想注册个人独资企业，拍电影！

我放下茶杯，站起身来。他叫陈默，后来我知道，这名字是他自己改的——以前叫陈伟，他说沉默太久，想为梦想喊一嗓子。他是个互联网老兵，在上海打拼了十年，攒了些钱，去年突然辞职，说要来临港拍一部关于中国芯的纪录片。芯片是国之重器，临港又是集成电路产业的集聚地，这里的故事，比电影还精彩。他说话时，手一直在搓着冲锋衣的拉链，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

拍电影要办许可证吧？我旁边的张姐抬起头，推了推老花镜。张姐是我们招商办的老法师，在临港待了十五年，什么企业没见过？她瞥了一眼陈默的冲锋衣和双肩包，嘴角微微撇了撇——我们见多了怀揣梦想的创业者，但像陈默这样轻装上阵的，还真不多。

办！当然要办！陈默立刻打开双肩包，掏出一沓皱巴巴的纸，我查过了，得办《电影制片许可证（单片）》，个人独资企业也能申请，对吧？

张姐接过那沓纸，翻了翻，眉头皱得更紧了：材料不全啊。企业章程、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主创人员资质证明、拍摄资金证明……你这连个像样的办公场地证明都没有吧？

陈默的脸一下子涨红了：我、我刚租了个办公室，在滴水湖那边，还在装修呢！不过我有资金，银行账户里趴着两百万，足够拍这部纪录片了！

我接过话头，笑着指了指窗外的滴水湖：陈先生，临港确实支持文创产业，新片区出台了不少优惠政策，比如办公场地补贴、人才奖励。但电影制作许可证审批，国家广电总局有明确规定，对企业的资质、场地、人员都有要求。您看这样行不行，我们先帮您梳理政策，把注册公司的流程走完，再一步步解决许可证的问题？

陈默用力点了点头，眼睛里的光更亮了：太好了！我就知道，临港是干事的地方！

那天下午，张姐拉着我开了个小灶。她泡了杯浓茶，茶垢在杯壁上积了厚厚一层，像她十五年的招商经验。小李啊，这个陈默，我看着像头倔牛。她呷了口茶，个人独资企业申请电影制作许可证，这在我们临港还是头一例。政策上有没有突破口？我得去趟文广局，问问老徐。

老徐是临港文化处的徐科长，张姐的老朋友。第二天一早，张姐就带着我去了文化处。徐科长是个戴黑框眼镜的中年男人，说话慢条斯理，但句句在理：张姐，不是我不支持。个人独资企业申请《电影制片许可证（单片）》，法规上没说不行，但实际操作中，很难满足‘有健全的组织机构、专业人员、固定的办公场所’这些条件。陈默那情况，人员、场地都还没落实啊。

张姐把陈默的资料推过去：年轻人有梦想，总得给个机会嘛。临港不是要打造‘国际影视文化港’吗？这算不算个试点？

徐科长翻了翻资料，叹了口气：这样吧，让他先把公司注册下来，场地和人员的事，你们招商办多帮衬。等材料齐了，我们再想办法特事特办。

从文化处出来，张姐拍了拍我的肩膀：小李，这个项目，你跟一下。陈默这头牛，得牵着鼻子走，别让他一头撞南墙。

接下来的两周，我几乎泡在了陈默的办公室里。那其实是个共享办公空间，在临港大道上一栋刚封顶的大楼里，空气中还弥漫着水泥和油漆的味道。陈默租了个二十平米的隔间，墙壁还没刷完，地上堆着建材，唯一的办公设备是一张折叠桌和一把转椅。但他乐在其中，墙上贴满了芯片设计图、临港集成电路企业的照片，还有他手写的拍摄大纲。

小李，你看，这家中微半导体，他们刻蚀机里的‘心脏’，就是国产的！这个故事，拍出来绝对震撼！他指着照片，眼睛里闪着光，仿佛已经看到纪录片上映时的盛况。

但问题很快就来了。陈默找的主创人员是他以前的几个互联网同事，一个做策划，一个搞拍摄，还有一个懂点剪辑——但都没有电影行业的从业经验。广电局要求提供主创人员的从业证明和资质证明，这可把陈默难住了。

那天晚上，我们在那个还没装修完的办公室里，陈默第一次发了火。从业证明？拍纪录片非要那些‘大导演’才行吗？他们懂芯片吗？他们懂临港吗？他把大纲摔在桌上，纸张散了一地，我就是要找懂行的人！

我蹲下身，一张张捡起纸，想起自己刚来临港时，也是这样一头热血，却总被现实泼冷水。陈默，我理解你的想法。但规定摆在那里，我们得想办法绕过去，或者找到替代方案。我递给他一瓶水，张姐说，她认识影视协会的人，或许能推荐一些退休的导演、制片人，他们经验丰富，又愿意帮年轻人。

陈默沉默了很久，终于点了点头：那……麻烦你问问张姐。

张姐果然给力。第二天就联系上了影视协会的王秘书长，一位头发花白的老电影人。王秘书长听了陈默的项目，很感兴趣：拍芯片纪录片？这个题材好！有国家高度，又有地方特色。我退休前是上影厂的导演，帮你们把把关剧本，再找个有经验的制片人，应该能行。

一周后，王秘书长带着制片人李姐来了。李姐五十多岁，干练利落，说话像打机关枪：陈默啊，你那大纲太理想化了，得改！纪录片不是喊口号，要讲故事，要有人物，有细节。比如，你可以拍一个芯片工程师，从留学回国到攻克技术难关的故事，这样才打动人。

陈默听得入了迷，眼睛亮得像星星：李姐，你说得太对了！我之前怎么没想到呢？

那天下午，我们四个人挤在那个小小的隔间里，改剧本。窗外的海风呼呼地吹，吹得玻璃窗嗡嗡作响，但屋子里却热火朝天。陈默在白板上写写画画，李姐和王秘书长你一言我一语，我负责记录要点。阳光从窗户斜照进来，照在陈默的脸上，他脸上的沮丧和固执，渐渐被兴奋和期待取代。

场地的问题也解决了。张姐联系了临港的孵化器，得知陈默的情况后，特批了一个免费的临时办公场地，还帮他对接了装修公司，给了内部折扣。临港就是要扶持这样的‘种子选手’。孵化器的负责人说。

材料准备的过程，比想象中更繁琐。企业章程要反复修改，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要公证，拍摄资金证明要银行出具详尽流水……陈默几乎天天泡在招商办，张姐手把手教他填表格，我帮他核对每一份材料。有一次，他因为一个格式错误被打回来，坐在招商办的沙发上，抱着头一言不发。我给他泡了杯咖啡，递过去：没事，改了再交。我第一次帮企业申请补贴，也改了七遍呢。

他抬起头，眼睛红红的：小李，我是不是太笨了？

我笑了笑：不笨。谁创业没遇到过坎？我见过更难的，有个企业为了环保审批，跑了十趟部门，最后还是我们陪着一起，才把问题解决。你看，现在不也一步步过来了吗？

他接过咖啡，喝了一大口，苦得皱了皱眉，但嘴角却慢慢扬了起来：你说得对，不能放弃。

三个月后，当陈默从徐科长手里接过那张印着广电总局红章的《电影制片许可证（单片）》时，他的手一直在抖。阳光透过文化处的窗户，照在许可证上，那红色显得格外鲜艳。

成了！真的成了！他转过身，一把抱住我，又赶紧松开，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太激动了，失态了。

张姐在一旁笑着，眼角却有些湿润：小李，你看，梦想这东西，只要肯追，总能追到。

那天晚上，陈默请我们吃饭，就在滴水湖边的一家海鲜餐厅。窗外的湖面波光粼粼，远处的临港实验室灯火通明。陈默举起酒杯：敬临港！敬张姐！敬小李！没有你们，就没有这部纪录片。

张姐抿了口酒，看着窗外：陈默，拿到许可证只是开始。拍摄、剪辑、送审……每一步都不容易。但临港是你们的坚强后盾，有事尽管找我们。

我也举起了杯，看着陈默兴奋的脸，想起三个月前那个冲进招商办的疯子，想起那个在未装修完的办公室里发火的年轻人，想起我们一起改剧本、改材料的夜晚……这三个月，我们帮陈默注册了公司，落实了场地，组建了团队，拿到了许可证，但更重要的是，我们陪他把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变成了一步步可以触摸的现实。

这让我不禁思考，招商工作到底是什么？是拉企业、引投资，是完成指标、完成任务？或许，不止于此。我们更像是一粒粒种子，播撒在临港这片热土上，然后陪着它们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政策的阳光、雨露，需要我们亲手浇灌；企业的困难、迷茫，需要我们一一化解。我们不是高高在上的招商员，而是与企业并肩作战的合伙人。

吃完饭，我和张姐沿着滴水湖散步。海风轻拂，带着一丝凉意，但心里却暖暖的。张姐说：小李，今天我特别开心。你看那个陈默，像不像刚来临港时的我们？那时候临港还是一片滩涂，我们骑着自行车跑企业，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但心里有火，眼里有光。

我点点头，望着远处临港新区的轮廓，那里有高耸的塔吊，有明亮的灯火，有无数像陈默一样正在追逐梦想的人。

是啊，临港的故事，从来不是冰冷的数字和政策，而是一个个鲜活的梦想，一个个奋斗的人。而我们招商人，就是这些梦想的守护者、见证者。当梦想照进现实，当种子长成森林，这或许就是我们工作最大的意义。

那晚的月光很亮，洒在滴水湖上，像撒了一地的碎银。我想，明天的临港，一定会更好。而我们，会继续带着这份初心，陪着更多像陈默一样的追梦人，一起书写属于临港的精彩故事。